人類不僅能創造自身的歷史，還能夠對自身的歷史展開理解。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的“軸心時代”概念就是一個人類用于理解歷史，并通過理解歷史而達于自我理解的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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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心時代概念將分散形成的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納入到普遍的世界歷史尺度下加以理解，以線性時間觀為基礎，對已經處于文化自覺階段的人類文明的精神表達系統進行了要義概括，描述出具有普遍的世界歷史意義之人類文明的不同類型。

相比較黑格爾以西方為中心思考普遍的人類歷史，把中國、印度看作是人類精神從低級到高級遞進發展中的一個環節，屬于世界歷史進程中同一序列的不同發展階段之做法，軸心時代概念顯然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它的合理性不僅僅表現在它實質性地消解了以“西方中心論”為視域解釋普遍的世界歷史這樣一種片面的觀點，將不同于西方的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放在一個時-空共存維度中展開思考，世界歷史成為一種文明多元并存、內外在因素交互影響并朝向未來謀劃發展的共同框架；還表現在它突出了精神因素在文明塑造與保持上的重要性，將進入世界歷史的諸軸心文明的類型與塑造它們的精神觀念聯系在一起，通過回溯進入世界歷史的諸軸心文明在自身精神系統中爆發的“超越的突破”（帕森斯將其稱之為“哲學突破”），揭示出發生在諸軸心文明精神樣態內部的斷裂性巨變——由原始神話思維躍遷至哲學的理性化思維，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傳統。

這些新誕生的文化傳統區別于前軸心時代的神話敘事和自然承受的自明性真理，是一種基于哲學反思形成的自覺意識，它完成了宗教的倫理化與生活的精神化，最終成就諸軸心文明立基于其上的價值體系與信仰系統。這些價值體系與信仰系統，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推動力量與核心內容，一方面融化、吸收、湮沒了前軸心時代持續了幾千年的“古代高度文化”，開啟了人類主宰自身命運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塑造了普遍歷史觀念下人類文明的精神根柢，既為世界歷史框架下人類主流文明形態定型，亦為定型后的人類文明諸形態提供持續存在的文化基源與不斷發展的精神動力。

軸心時代是一種融合了哲學史的思想創構與世界史的經驗描述的思想范式，雅斯貝爾斯使用它不僅是要描述人類進入世界歷史所經歷的經驗進程，更是通過將人類的現實活動和生存經驗解釋為人類思想自身的演進，為人類反思性審視自身的歷史發展提供可能，進而將分散隔絕的人類放置在共同的世界歷史框架中揭示人之存在的秘密。人類由此超越有限性，邁向普遍性，在普遍的整體存在意識中，人類有能力將自身與整個世界進行內在的對比，奠定人的精神本質以及真正的人類歷史的基礎，成為引領人類進入世界歷史的酵素，是軸心文明能夠持續存在與不斷發展的源頭活水。已經實現軸心突破的文明或許會在后續延展中遭遇困厄、曲折甚至中斷，但經由哲學突破所形成的文化基源總能讓軸心文明在自身的精神家園中找到復興的種子，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就像雅斯貝爾斯所說的那樣，完成軸心突破的文明之每一次飛躍或螺旋式上升發展，都必然要回溯到軸心時代并在那里重燃火焰。對開端的回歸，預示著軸心民族的精神回到了久違但卻無比熟悉親切的家鄉，從那里它們汲取到前進的力量，找到重建的方向。文明的每一次復興或者躍進都是軸心民族回到自己精神家園的一件必然發生的事件。

然而，當我們進一步追問：實現軸心突破的文明——中國、印度和西方，當它們遭遇到困頓而意欲返回自己的精神家園進行自我療傷時，它們的家園何在？又有什么樣的樣貌？我們就會驀然發現，軸心時代概念并沒有為它們指出返回家園的方向，更沒有為它們描繪出家園的模樣。作為一種以概念方式解釋經驗事實、建構歷史時代的思想范型，一種在世界歷史視域中分析諸起源性文明之形態差異性構造的理想型“哲學范式”，軸心時代概念能夠解釋不同文明類型在思想觀念上的抽象的相似性，但諸軸心文明在思想觀念乃至于精神氣質上的具體差異、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文明類型在現實表征上的區別則被遮蔽在貧乏的一般描述之中。

換言之，軸心時代概念只能揭示出諸軸心文明所建構的文明生存方式賴以存身的價值觀念的普遍性規定，至于諸軸心民族從其本真存在中闡揚出來的價值觀念的實質性豐富內涵則被付之闕如。完成軸心突破、進入世界歷史的軸心文明并不能從軸心時代概念那里得到對自身的完整理解，更不能借助這個概念對自身進行意義指向明確的反思并基于反思向著未來籌劃自身發展。這就為敞開“諸子時代”概念的意義打開了思想之門。

按照漢語學界的通常理解，諸子時代即為中華文明實現超越的哲學突破的“軸心時代”，它上承經殷周之變而形成的“尊禮敬德”文化遺風，訣別商人“尊神事鬼”的巫覡傳統，涵養在宗法血緣關系之上建立禮樂規范，構筑文明秩序之文化自覺；下啟先秦諸子百家，特別是孔子、孟子將仁義禮智內化于心的思想路徑，形成一種注重內在超越的倫理自覺意識，引中華文化向著人間此世與現實實踐方向發展，在完成中華文明的人文轉向同時，亦同步培植了幾千年綿延不絕之中華文明的主流文化根脈，決定了中華文明獨特的發展道路與文明特色。諸子時代這個概念的意義也應著眼于此去理解，我們大體可以將其歸結為如下二點：

第一，通常認為，中國的軸心時代上端始自西周初年，下端終止于秦朝的建立，其中最為輝煌的階段就是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代。在那個時期，諸子（管子、孔子、墨子、老子、莊子、孟子、荀子等）橫空出世，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百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陰陽家、名家等）群雄逐鹿，朝思夕計，昧旦丕顯。綿延至今的中華文明之基本文化精神就是在諸子百家的思想交鋒中逐漸形成的。可以說，諸子（以孔孟為代表）不僅成功地接引西周文化中的“德”“禮”進入百家主流思想（儒家）之中，而且創造性地把外在的禮法制度內化于人心，形成了一套自覺的倫理意識。

不僅如此，海桑陵谷，移易遷變，經由諸子的思想努力，最能體現中華文化核心要義的典冊文獻形成，綿綿不絕的中華文脈植根在茲。美國哲學家懷特海說，整部西方哲學史就是為柏拉圖哲學作注腳。我們同樣可以說，傳統的中國思想史就是給先秦諸子作注腳，尤其是給孔子或者儒家思想作注腳。就此而言，毫不夸張地說，諸子時代是這樣一種概念，通過它，人們不僅能夠從文明源初發生意義上把握中華文明的基本文化基因，也能夠理解中國如此大的文明體自完成軸心突破之后何以有著綿延至今而不中斷的文化發展大系，成為進入世界歷史進程且又能夠保持自身文明連續性的文明類型。

一言以蔽之，諸子時代的偉大，不僅在于它完成了對上古文明的哲學突破，還在于它以柔性的文化基因保持住中華文明的精神血脈，成就了中華文明在主題與話語變遷上的連續性和繼承性。就此而言，理解諸子，解釋百家，就是理解和解釋中華文明能夠綿延五千年的深層密碼。

第二，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概念區分了兩類民族：沒有參與軸心時代展開、幾萬年甚至幾十萬年停止不變的“自然民族”和參與軸心時代展開、完成精神文化系統蝶變的軸心民族（雅斯貝爾斯稱之為“歷史民族”）。然而，軸心時代概念只是提供了一個讓軸心民族能夠進行歷史性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各軸心民族超越的哲學突破的不同、經由超越的哲學突破所形成的價值體系與信仰系統的區別，以及因為這種種不同與區別所造成的文明秩序建構上的訴求差異，均不能在軸心時代概念中找到答案。這意味著，單純從軸心時代概念出發，人們只能獲得關于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抽象觀念，但它們之間的差異，特別是作為軸心文明內核的文化密碼的差異則被遮蔽在幽暗之中。

要想解密這些文化密碼，必須放棄軸心時代概念，轉而求助于諸子時代概念。只有諸子時代概念才能將置于軸心時代共同框架之下的中華文明的自我理解帶入實質內容解碼層面。諸子時代概念關注中華文化內在的本質規定性，關注諸軸心文明文化內核上的差異性。我們完全可以在軸心時代這個共同解釋框架下，將中華文明的軸心突破納入諸子時代概念之下加以專門詮釋，通過發現為中華文明奠基的文化-精神表達系統的獨特性，將它與西方的地中海文明以及印度文明區分開來。

大體上說，軸心時代中華文明的超越性哲學突破指向秩序建構，形成的是以倫理秩序的籌劃為核心的禮樂文明。相比較而言，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哲學突破指向對存在秩序的探究，形成的是以對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根據進行追問的探源性文明，而印度文明的哲學突破則是神圣超越式的，形成的是一種借助宗教反思意識而完成的彼岸拯救式生存秩序。在比較視域中，中華文明的獨特性，其文化內核的特色以及它對人的存在價值與意義的實踐性哲學把握豁然敞開，這使得我們既能夠接軌軸心時代概念，發現進入世界歷史的軸心文明在文明原初發生意義上的“家族相似性”，又能夠立足諸子時代概念，發現諸軸心文明之間展開對話交流的空間，將一種可比較和可交流的因素注入軸心時代所形成的源初文明之中，從文明的原發狀態展開交流對話，進而展望人類文明發展的未來。在這個意義上說，諸子時代概念，一如軸心時代概念，可被用于觀照文明的緣起、存在與發展，在文明互鑒和文化交流中敞開自身能夠作為共同框架概念的高位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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