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最高檢公布了一批指導性案例，劍指金融領域新型職務犯罪。其中第一個典型法案就指向了在金融期貨領域的貪污問題。
一家國有公司期貨部原主任沈某某及該公司期貨部原副總監鄭某某用了5年時間，通過不當期貨交易獲利4000余萬元。
法院一審判決，以貪污罪判處沈某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并處罰金400萬元；以貪污罪判處鄭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100萬元。上海高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據透露，2012年7月至2020年5月，沈某某先后任該國有公司期貨部操盤手、期貨部臨時負責人、副主任及主任，其間負責期貨部日常經營管理工作，參與制定公司期貨交易策略，依據市場行情確定具體的操盤價格，下達期貨交易指令并實際操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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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至2020年5月，鄭某某先后擔任該公司期貨部經理、高級經理及副總監，參與制定公司期貨交易策略，根據決策指令對相關期貨賬戶進行實際操盤。
2015年7月至2020年5月間，沈某某、鄭某某二人經合謀，向他人借用了多個期貨賬戶，利用職務便利，在事先獲知公司期貨交易策略后，以借用的個人賬戶提前在有利價位買入或賣出與其公司策略相同的期貨產品進行埋單，采用與公司報單價格相同或接近、報單時間銜接緊湊以及公司大單覆蓋等方式，與公司期貨賬戶進行低買高賣或者高賣低買的相互交易，使二人實際控制的賬戶獲利共計人民幣3000余萬元，贓款由二人平分并占為己有。其間，沈某某在鄭某某不知情的情況下，利用職務便利，采用前述相同方式，以其個人借用并實際控制的多個期貨賬戶及其本人期貨賬戶，與公司期貨賬戶進行相互交易，個人獲利共計1000余萬元。
2021年6月23日，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以沈某某、鄭某某犯貪污罪提起公訴。
檢察機關指出，本案系以在期貨交易中增設交易環節的方式侵吞國有資產的新型職務犯罪案件。
一是被告人增設期貨交易環節獲利并非正常的市場交易行為，職務行為與交易獲利之間具有高度關聯。沈某某等人利用職務便利獲知國有公司相關交易指令后隨即操縱個人控制賬戶提前建倉埋單，在數秒至數分鐘后即操作公司賬戶掛單與個人控制賬戶成交。在沈某某和鄭某某合謀前，二人控制賬戶幾乎沒有和公司有過交易，合謀后即開始與公司有大量成交，且與公司成交手數相比其他主體明顯增加，手數倍數差達10倍至50倍。所控制的賬戶盈利比例高達91%以上，部分賬戶甚至100%盈利。二是通過期貨交易侵吞國有公司財產，國有公司因交易成本增加造成實際損失。兩人通過個人控制賬戶以更有利價格先與其他市場主體交易后，再報單以低買高賣或高賣低買方式與本公司成交，雖然并未違反指令單操作，但是直接導致公司以更高價格買入期貨合約或者以更低價格賣出期貨合約，造成公司交易成本提高，使得本應歸屬于公司的利益歸個人所有。
三是使用個人控制賬戶與公司相互交易獲利部分應認定為貪污數額。本案中，公司在沈某某等人控制賬戶提前埋單后與個人賬戶成交，直接造成公司在該相互交易中多支出成本，數額與被告人實際獲利數額相一致，具體應以公司交易成本扣減被告人提前埋單支付的交易成本的差額計算貪污數額。
此外，沈某某等人控制賬戶交易虧損部分不應從犯罪數額中扣除。個人控制賬戶提前“埋單”后，由于市場行情突然發生反向變化，無法以預設盈利價格轉讓給公司，此時如果以正常市場價交易必然產生較大虧損，沈某某等人遂操作公司賬戶以優于當時市場價的價格“接盤”。對于沈某某等人的實際損失部分，公司交易成本并未因此降低，故交易虧損部分屬于其在非法牟利過程中所支出的犯罪成本。
2022年6月29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貪污罪判處沈某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并處罰金400萬元；鄭某某具有自首、立功情節，自愿認罪認罰，依法可以減輕處罰，法院以貪污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100萬元。一審宣判后，沈某某提出上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在這起案件中，為何檢察院以貪污罪而非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提起公訴？
檢察人員表示，沈某某、鄭某某利用提前知悉的公司交易指令和操盤便利，使用個人控制賬戶提前買入或賣出同一期貨產品，后續與國有公司相互交易獲利，造成所在的國有公司交易成本增加，屬于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的行為。但是，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沒有評價行為人將國有財產直接據為己有的故意和行為，且在一個行為同時觸犯該罪與貪污罪的情形下，屬于想象競合，應當從一重罪處罰，由于貪污罪的法定刑更重，且能夠更為全面地評價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故應以貪污罪追究刑事責任。最高檢指出，這起案件的指導意義在于對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在期貨交易中通過增設相互交易環節侵吞公款的行為，可以依法認定為貪污罪。對于利用期貨交易手段實施貪污犯罪的數額，可以結合案件具體情況，根據行為人實際獲利數額予以認定，不扣除交易中虧損部分。
（文章來源：界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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